官方数字显示，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规模已经从2000年的593亿元发展到去年的3900亿元，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也增长到4%。
但这些庞大的数字时常经不起追问：2005年软件业3900亿元产值中，嵌入式软件达到1061.4亿元，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份额，而这部分嵌入式软件的收入又大多分布在广东、北京、上海等制造业发达的省市；再深追下去，有大半的嵌入式软件收入来自于华为、中兴、大唐等少数几家电信设备制造企业。
此外，作为信息产业核心与灵魂的软件业，在我国每年产值高达3.3万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里面，实在过于渺小。
软件与地方经济迷梦
首要解决的是方向与定位的问题。近几年来，无论是国家软件产业政策的制定还是软件在地方经济中的定位，始终处于摇摆与振动中。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发展软件业在过去五年中，不断地被视为地方高科技产业的标杆。
比如大连，“大连是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传统产业占很大比例的城市，大力发展软件产业是迎接挑战，化解发展难题的现代化出路。”大连副市长戴玉林在论坛主题发言中表示，“大连正走在产业转型的关键路口”。
去年11月，大连的华信公司在同国际几大著名软件企业竞标中胜出，中标乌兹别克斯坦全国铁路系统的财务信息化工程项目，将产品导入国际市场。这让大连看到软件外包产业给这座老工业城市带来的活力。
官方数字显示，2005年，大连软件产业销售收入已突破100亿元。大连正在被一股“高科技”的士气所鼓舞。
资料显示，大连市软件业销售收入从1998年的2亿元左右增长到2005年的100亿元；全市软件销售收入、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自2000年始保持年均60%和78%的增长速度；全市软件企业总数从1998年不足100家增加到了2005年的510家，其中外资企业占到30%，30家位居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大连设立了软件研发和服务机构。
“大连从一个在软件业默默无闻的城市，一跃成为国内外业界瞩目并认可的中国最适合发展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的城市之一。”戴玉林表示。
2003年前后，印度软件业的成功也曾经让深圳市有过相似的激情。随着当年印度WiPro、Infosys等软件巨头入驻上海等地，深圳也开始看到外包的市场巨大。2003年9月，深圳市联合香港、珠三角软件同行相继发起成立“香港软件信息内地合作协会”、“珠三角软件产业联盟”及“深圳市软件出口联盟”。深圳某些区政府甚至放出话来要投资14亿建设深圳的软件出口基地，目的是吸纳面向国际市场为主的软件企业，大力拓展出口业务。
然而，深圳如果作为一个软件外包基地，其产业价值链上还有诸多缺失的环节：一方面深圳缺失大学与科技院所，外包所首要要求的人才是深圳最紧缺的资源。进入2004年后，深圳根据自身产业结构中高科技制业占主体的特点，将城市软件产业的重点方向转向了嵌入式软件。
复杂的业态
中国软件业的模式之争仍然在继续，只不过，争论变得更为宽容与理解。
“其实软件产业是个生态链，应该要百花齐放。”金蝶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徐少春今年以来对软件业的走向变得乐观。
“制造业里有微笑曲线，软件业也有。产品的推广、开发称之为产品模式，另外还有服务模式，直接面对客户，中间还有外包模式。”徐少春强调，产品模式更符合中国的需要。
徐的观点得到了倪光南院士的支持。倪认为，目前中国外包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大概不到10%。他表示，出于中国有5000万PC用户，以及信息安全的考虑，“作为创新型国家需要考虑由国产正版软件来支持”。
但倪描绘的前景依旧令人迷惘，“微软公司每年有40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两个印度，印度有百万人左右在做事，而微软只有6万名员工！”
对于企业规模大都在1000人上下，销售额甚少超出10亿元的中国软件企业而言，微软太高，印度也太远。
以外包起家的大连现代高技术发展公司董事长罗宁认为，产品模式固然是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但是企业介入软件产品研发，首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我们最开始也想创新，但当时没有人才、没有资金。”现代最终选择了从服务起家，做针对日韩客户的外包，以此作为原始积累，“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大连的很多企业也不会到今天。”但罗表示，当利润相对较低的外包“触及天花板时”，软件企业最终的选择还是得做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
美资软件外包商福瑞博德软件公司驻中国资深副总裁汪鸿认为，目前中国的软件业态处于不明晰状态，制约中国软件业迟迟不能云开雾散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信息化程度不均衡，对软件需求的定义也不成熟，而“客户的不成熟制约了中国软件企业的成长”。
因而汪主张复制印度模式，从而在海外订单中学会经验与行业规则。
